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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分序列

伯千富德淳

添克日衣玉

金存家希宗

如秉先隽法

彝伦叙复敦

忠清胥孝友

宏远起新声

刘秀:“省刑”、“轻法”促汉室中兴

时间:2012-05-31 17:0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至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汉景帝后裔。父亲曾任南顿令。庙号世祖,谥光武帝。新朝王莽末年,起兵反对王莽,昆阳之战,光武挽狂澜于既倒。王莽政权的丧钟,由此而敲响。光武以偏师徇河北,平王郎,降铜马,艰难奠定中兴之基。统一天下,定都洛阳,重新恢复汉室政权,为汉朝中兴之主。政治措施皆以清静俭约为原则,兴建太学,提倡儒术,尊崇节义,为一贤明君王。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在他统治的33年间,曾“议省刑法”、“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先后9次下诏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以及蠲除苛法。剜除前代社会的痼瘤奴婢问题。此举,为后世君主所效法,又为历代史家所称道。效法者从“省刑”、“轻法”角度阐扬,从而推动了封建法制向前发展。光武帝刘秀是毛泽东最佩服、赞赏的一位帝王。   柔术治国中兴汉朝   A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洁说,“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份最终变为一般平民。在当时的社会上也算一个属于中下级的绅商。”李玉洁接着讲述了刘秀“省刑”、“轻法”,复兴汉室的历史。   公元22年,也是王莽地皇三年,王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王莽改制,法度残酷。刘秀虽然出生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中间,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用柔顺、缓静的统治手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苛而繁的律令,学习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刘秀通过多年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立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人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人还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   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刘秀采取稳妥方式,一方面给他们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希望大家“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要违法乱纪,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用法纪威慑众臣。   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一大批学识渊博、知法守法的人才脱颖而出,为汉室中兴做出了贡献。   D   “在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格局下,中国的封建王朝大多提倡教化而忽视法治,不过历史资料中还是零星记载了一些依法治国的事例。汉光武帝刘秀就有这么几桩,颇让人深思。”李玉洁讲了几个关于刘秀遵守法纪,率先垂范的故事。   刘秀内宅的小厮犯法,军法处长颍川人祭遵,把小厮诛杀。刘秀恼火,下令逮捕祭遵。主簿陈副规劝说:“主上平常一直要求军容整齐,纪律严明。现在,祭遵守法不阿,不避权势,说明你的命令,已彻底执行。”刘秀赦免祭遵,任命祭遵当执法总监,向将领们宣布:“你们要小心祭遵,我家里的小厮犯了法,他都诛杀,绝不会私心偏袒谁。”   怀县豪门李子春犯罪当诛,被怀县县长赵熹逮捕。洛阳的皇亲国戚,有数十人之多替李子春说情,赵熹一律拒绝。刘秀叔父刘良病重垂危,刘秀亲自到病榻前探望,垂问有什么要交代。刘良说:“我跟李子春,感情至厚,而今李子春因罪要被怀县县长诛杀,请你饶李子春一命。”刘秀说:“地方官员,执行法律,不可以破坏,请吩咐我做别的事!”刘良不再说话。刘良死后,刘秀追念这位从小抚育自己长大的叔父,特赦李子春出狱,擢升赵熹为平原郡郡长。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其家奴在街上杀人,董宣   下令逮捕。可是,这个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第里不出来。   过了几天,湖阳公主带着这个杀人恶奴出行被董宣发现,董宣把那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了脑袋……   光武帝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后喝道:“快把那个董宣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捉来带上殿后,对光武帝叩头说:“有人想使汉室江山长治久安,严肃法纪,抑制豪强,却要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我真不明白,你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现在陛下的亲族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不加管教,反而将按律执法的臣下置于死地,这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说着,便一头向旁边的殿柱上撞去,碰得满头满脸都是血。光武帝又惊又悔,赶紧令卫士把董宣扶住,给他包扎好伤口……   为了对他嘉奖和鼓励,光武帝专门派人给董宣送去了三十万赏钱。从此,整个洛阳城的豪强、皇亲,没有一个不怯他的。经过治理,洛阳的社会秩序得到好转。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枹鼓不鸣董少平。”枹鼓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意思是说,董宣做洛阳令,没有人敢违法胡来,也就没有人去官府门前击鼓鸣冤了。   c   刘秀建立东汉后,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西汉后期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的同时,还大力加强了监察工作。在监察机构的组织形式上:一是基本取消了丞相司直这一职司监察的官员;二是在县一级设廷掾为监察官,每县将所辖各乡分为五部,每部派一名廷掾负责监察部内各乡官员。这样使对地方的监察由西汉的两级增加到三级,地方最低监察官也由监县的郡属官员发展到监乡的县属官员。这是地方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备的表现。同时,东汉初期的监察在职能上,整肃吏治、打击贪赃枉法上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鉴于西汉后期监察削弱,无法防止吏治腐败、外戚专权的教训,刘秀在称帝建国后,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廉政监察。   第一,提高监察官的地位。东汉刚建立,刘秀便于建武元年特诏御史中丞、司吏校尉和总揽政务的尚书令一起,在朝会时“皆专席而坐”,自此,这三名官员被朝野上下“号为三独坐,言其尊也”。在这备受尊宠的“三独坐”里,东汉两名最主要的监察官员御史中丞和司吏校尉皆在其中,占据了两个席位,俨然凌驾于众官之上,地位颇为显赫。   第二,增强监察官的权力。按照西汉的规定,对地方郡国两千石长吏中违法不称职孝,刺史不能擅自处置,要先报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后黜退”。东汉一建立,刘秀便改变这一“旧制”,使刺史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奏免两千石长吏,大大增强了刺史的权力。而作为御史府一般官员的侍御史,有权处置比自己秩品高的文武官员。如当时任侍御史的杜诗,得知将军萧广放纵士兵,暴横民间,百姓惶恐,就写信劝告萧广立即纠正,还以状闻。   第三,对监察官员履行职责的行动,特别是纠举贵戚重臣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吸取了西汉后期因限制和打击正直监察官员,致使“上威不行,下专国命”,最后被外戚夺取政权的教训,一反西汉后期所为,大力支持敢于纠举不法、弹劾奸邪的监察官员,给他们提拔奖赏以示鼓励。如刘秀时,鲍永任   司隶校尉。刘秀的叔父刘良身为赵王,与右中郎将张邯争道于城门,刘良“叱邯旋车,又诘责门侯,使前走数十步”。鲍永知道后,劾奏刘良“无藩城礼,大不敬”。尽管刘良对刘秀有抚养之恩,但鲍永的弹劾仍然得到刘秀的支持。刘秀还以此常常告诫:“贵戚且宜敛手,以避鲍(永)。”鲍永死后,刘秀以其子鲍昱为司隶校尉,“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以示对正直监察官员的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持和鼓励对东汉前期监察职能的顺利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廉政建设,取得了“朝廷肃然,莫不戒慎”的效果。   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法律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维护统治者的政权,政权稳固,才能保证当权者的利益。我们不认为刘秀是一名法家学派人士,但其确是一名明智的政治家,在其治下,中国得以出现一些法治的先驱者,他率先垂范遵守国家法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中是不多见的,正是他,才使汉室中兴。”李玉洁评价说。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劳动力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项就是土地问题。东汉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月,下令各州、郡清查田地的数目和人口实数,称为“度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核查田赋收入,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二是可以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数量,谎报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后,以“度田不实”罪诛杀了10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田”。   光武帝还把田租的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老年人和鳏寡孤独以及无依无靠的穷人,各级官吏要亲自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小恩小惠,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人心。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动乱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李玉洁肯定地说,“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建国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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